他被称为中国第一股民。而他则自称“散户工会小组长”。他的故事曾被包括美国《时代杂志》、《新闻周刊》等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，成为世界舆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之一的“著名散户”，这个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仍然活跃在市场上的“不倒翁”，他已成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证券市场发展历史时绕不过去的“象征性人物”。

他叫杨怀定，他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人熟悉——杨百万。

2007年下半年，沪深股指冲上高位后，杨百万曾多次向散户发出警告。9月12日，上证综指在走出“5·30”大跌后一路向上，冲破了5000点大关，许多人都在议论7000点、8000点甚至一万点，杨百万却在接受中证报记者采访时提出“股市风险加大，又到克服贪婪时”，特别强调绩优股群体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泡沫，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散户一定要克制住贪婪心态，不应盲目理解所谓绩优股的价值投资，而进入“价值投机”的怪圈。

这篇文章见报后，杨百万受到了许多人的嘲笑。但19个交易日后，上证综指就在冲高6124点后掉头向下，至今跌幅已超过60%，蓝筹股群体更成为下跌的主力。

杨百万因此再度备受关注，其作为中国成功的散户投资者代表的形象再次得到确认。杨百万说：“我现在的工作之一，就是为散户站岗放哨。”

早在2000年之前，杨百万就开始致力于总结自己的操作经验和对大盘、个股走势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，开发一套技术分析软件。为此，他成立了自己的软件公司，投入了主要的精力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写作出版了五六本书。配合软件的销售和学员培训而写的《股市赢家》一书被评为2007年最佳商业图书。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让他颇感自豪。这是一项重要的自我肯定，其分量不亚于赚钱。

杨百万的成熟也表现在生活方面。他一直过着相当简单朴素的生活，越来越从容淡定。他说，炒股已经成为我的事业和生活方式。

回顾二十多年的炒股经历，杨百万总结了一句话：“从一个投机者转变为理性的投资者。”

他向记者反复强调：“我们是市场的受益者，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在这个市场上我们不仅赚了钱，而且找到了发挥才能、实现价值的用武之地。所以我们最知道应该如何爱护这个市场。我们是最坚定支持改革开放的人，也是最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。我现在所作的工作，包括到处讲课，培训学员，都是为了宣传、培养成熟理性的投资理念，为了支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。”

他说：“过两年我会退休，不再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地讲课，也不再参与软件公司的业务。但我不会放弃炒股。炒股已成为我的终身事业。况且，炒股还能防止得老年痴呆症呢！”

他没日没夜地乘火车在全国跑。各地之间的差价甚至可以大到超过10元，利润极其丰厚。他总结出来，什么地方穷、经济落后，什么地方的国库券就更便宜。当时中国人的金融意识还相当淡漠，国库券发行阻碍重重，很多时候要靠摊派，买了国库券的老百姓急于兑现，打八折抛售给银行，而银行也普遍缺乏资金，有些银行国库券业务的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，一下子就胀死了。杨百万说：“我带着现金去买进，当地银行把我当救星。银行给我的价钱是九折，90元。到上海差价起码十元。靠这2万多元本钱，出去一趟能有几千元进账。我的本金快速膨胀。”

他向记者透露其中的奥秘：其实那时国务院有文件，规定国库券不得低于面值买卖，但各地执行情况不一。上海执行得最好，从没有低于面值。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杨百万国库券异地买卖的价差。“我实际上赚的就是这个政策的钱。”他说。

杨百万的交易金额越做越大，很快达到上百万，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都开始注意他。

当时对他的行为有很多争论：一、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？按国家规定，个人不得经营金融。二、算不算投机倒把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这种看法无疑使他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。这时杨百万采取了一个聪明的举动，他主动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去“人民来访”。他对接待人员说：“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，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。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？”接待人员反问他：“你看呢？”他说：“可以。”接待人员问他有什么依据，他拿出一份《金融时报》，当时的上海分行行长在报纸上接受采访时表示：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，随时随地卖出。

做了一段国库券异地交易后，他心里还是不踏实，怕政策变化，同时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。当时个人不能使用本票，只有现金。杨百万说：“我特地称过，一万10元钞是一斤二两。我带50万出去，就是60斤。分量重，体积大，十分惹眼。”正好当时上海公安局开放保安业务。于是他跑到上海市公安局，询问能否请保安，结果如愿以偿。上海《解放日报》为此曾发过消息：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。这以后他出门买卖国库券，就由保安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，还带着枪，一路免检，通行无阻，少了许多麻烦。外地银行也因此更认可他的交易行为，愿意把国库券卖给他。

1989年，他又特意到税务局咨询买卖国库券是否要交税。当时的背景是：一些私营个体户不愿意交税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。结果税务局的人表扬他主动上门报税，报纸还发表了“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”的消息，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和好感。后来杨百万对记者坦率承认，其实那时他心里很明白，根据国库券条例，买卖国库券是免税的。或许，制定国库券条例时，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杨百万这样频繁地跨地区买卖国库券的情形吧。

到人民银行咨询、请公安人员做保安、到税务局报税，这三件事让杨百万出了名。其实，这中间也隐藏着他自我合法化、自我保护的“狡猾”安排。

从国库券转向股票

资金量做大以后，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，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，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。

这些人每到一地，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。杨百万说：“用现在的话讲，我就是买信息。我变成信息中心，知道哪里价格最低。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，越买差价越小，最后回到上海卖出。人换班休息，资金不闲着，每天在滚动、膨胀。”

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杨百万开创国库券异地买卖，称得上是一个即有魄力又有头脑的“吃螃蟹者”。而紧接着他见好就收，转向更具潜力的股票市场，更显示了他的眼光、魄力，特别是超前的金融意识。

他说，那时他订了70多份报刊。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吃惊，远远超过了一般单位阅览室的规模。他每天读报，分析金融形势和经济状况，寻找新的机会。在关注国库券信息和买卖的同时，他的眼界就已放得更宽，留心着当时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。说是市场，其实就是一间原为理发店的小小门面，这就是1986年9月26日开张的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。